德国机械设备制造协会本周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德国在机械制造领域对中国的出口额为49亿欧元，同比增长20.3%;对美国的出口额为47亿欧元，同比减少6.8%。

与此同时，通过工业品专属采购平台京东工采，企业客户无需从海量的商品列表中凭借人力进行低效的层层筛选，只需选定对应品类、输入规格、型号及参数，京东工业品的智能决策体系就会基于客户需求，选择最符合需求的供应商进行精准的选型推荐，帮助企业客户快速定位目标商品。根据某工业企业数据显示，其日常维修耗材库存长期超过2亿元，不仅占用了企业大量的仓储库存，也使得用于生产的资金难以及时回收，降低资金周转速度。

同时从技术创新中受益的还有川交路桥，借助京东数智化工业品供应链网络和京东工业品为其打造的前置仓，攀枝花高速公路项目采购管理整体履约时效从之前的近两周缩短到了24小时。伊敏煤电公司面临的工业物资采购管理困境并非个例。目前，京东工业品的自建履约交付体系已具备三大终端服务能力企配中心、前置仓、智能终端。华能伊敏煤电公司位于鄂温克草原深处，由于地理位置偏僻，大部分常规物流都无法送达，这也使得华能伊敏日常物资运转的生命线全部依靠自有仓储人员到最近的县城每周自提。由于工业品长尾商品多，且多为非标品，为了避免因配送时效和缺乏引发的流水线停摆，不少企业不得不用过量采购确保企业生产的正常运转。

两会期间，中国工业互联网研究院院长徐晓兰针对供应链转型谈到。在全球产业数字化转型的背景下，加快工业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提升产业链现代化水平意义重大实际上，五年来，我们从未做过煤电项目，或者与煤有关的项目。

股权分配是以GDP为计算基础，股权结构自然就是，亚洲发展中国家成为大股东，发达国家和其他地区作为小股东。最后，我讲一个比较麻烦的事，又回到刚才开始讲的，经济重心，国际的影响力逐步从美国转移到中国，或者平分秋色。其他国家则要推荐合适的人选竞争副行长的职位。在国际金融机构和多边开发机构里，有一点我认为是要保留的，即一美元一票的规则是不能改的。

最后，还是美国怀特的意见占了上风，国际经济体系需要自由贸易和资金的自由流动。因为按照国际机构原则，大家分享一点免费的投票权，小国的投票权高于股本，大国投票低于股本。

但是，2008-2009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欧洲和其他地区遭受严重影响，国际基金组织非但没有关闭欧洲受困的银行，还给钱进行纾困。1997-98年，亚洲金融危机发生之后，东盟和中日韩签署了一个区域货币互换的《清迈协议》。有些人有一个误解，好像中国现在是全球第二经济体了;科技相当发达了，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信息技术这方面都领先了;四大银行加起来，资产规模了不得了，国开行和进出口银行在世界各地的资产加起来，超过全世界所有的多边国际开发机构资产加起来的总和，如此等等。当下我们所处的国际经济秩序，是战后成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

我感到，随着中国国力不断壮大，美国最终还得接受中国崛起的现实。2008-09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了欧洲金融危机，使得欧洲决定成立欧洲稳定基金和随后的欧洲稳定机制。当年各国是如何设计这个战后体系的?为什么要设计这样一个体系?这个体系到今天，有什么地方依然有效，有什么地方已经失效?分析清楚这些问题，对指导中国在新的二十一世纪的国际政治与经济体系中发挥更大作用，尤其是在金融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是十分重要的。当时，欧洲国家需要美国提供粮食、资金和各种机械设备。

首先，亚投行坚持多边主义，但是，其股权结构不同于其他多边机构。下面的问题是怎么改?先看发达国家，他们不一定没有动力去改革，问题是改革的最后得益者是谁?这个问题确实比较复杂。

国际货币基金的总裁，历来是欧洲人，所以欧洲也有更大的发言权。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管理水平的提高，我们对于经济周期波动的容忍度，应该有所提高，没有一定的容忍度，越是急于调整，波动越大。

这是一个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很好解决的问题，所以重塑布雷顿森林机构，就是要解决这样一些根本的矛盾。比如《华盛顿共识》中的每一个条款，看上去都不会有大错，但是，把它们放在一起执行，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就是巨大的风险。前不久，我跟德国智库开一个视频会，德国人对此大为惊讶，印度居然在亚行的贷款总额里占25%，是第一位的借款国。不论是政府、机构还是个人，都要避免被预测结论误导终于，央行调控的第一只靴子落地，上调金融机构外汇存款准备金率2个百分点，出手果断，上来就是重拳。在设计国际经济体系的时候，英国的凯恩斯和美国的怀特进行较量。其次，亚投行具有广泛的代表性。

中国是在改革开放以后才参与到国际经济体系当中，我们虽然迟到了三十多年，但是加入以后，我们起了很积极的作用，获益良多，并且也在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自然不能同时让美国直接掌控，这个机构就让给了欧洲来掌管。

第二次世界大战行将结束的时候，法西斯的失败已没有悬念，反法西斯国家已经开始考虑，战后如何建立一个新的体系，防止战争再次发生。国际上有些国家及其政界人士，在开始的时候，对我们的疑虑是非常大的，他们也意识到，成立亚投行，在很大程度上，决不是为了简单地搞基础设施，他们很担心对现有国际经济体系的冲击。

第二、我们现在管理和应变能力，跟以前相比也在提高。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在2017年由董事会批准的能源战略里，并没有排除煤电，只是为提供燃煤电厂项目融资设立了一些较为苛刻的条件。

这是对亚投行国际机构性质的第一次严峻考验。这部分的结算的人民币，怎么不是外汇储备呢?全球七十个央行的外汇储备里面都有人民币了，我们怎么自己反而不算呢?但不是所有的人民币都是外汇储备，只有积极参与国际贸易结算的那一部分人民币才是储备，应当要加上去。我们业务的以亚洲国家为中心，但是，也要顾及域外发展中国家的需求。最重要的还是要看，一个国家能够在国际金融领域里起到多大作用，这才是问题关键。

我们的宏观经济调控，要对偏离常态进行和缓的、稳步的、适度的调控。但是，之所以规定亚行成员也可以参加，主要是为了考虑到一些特殊情况，以便为个别非主权经济体加入亚投行提供章程上的依据。

其实，有时候，并没有那么大的风险，但是可能感觉风险很大;有的时候，风险其实很大，感觉不大，正确的判断是极为关键的。回看七十多年以后的今天，我们应该思考，如何防止冷战变热战，如何防止产生新的冷战，如何防止新的冷战变新的热战。

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的过程，给我们很多思考，其中一个关键问题，即是历史的重复。在很多情况下，风险是一种预期，它不是实际的风险，要控制风险的预期。

2017年，外汇大量流出，当时有个口号叫保三万亿，为什么要保三万亿?为什么是三万亿?而不是二万亿?其实，一旦人民币流出到一定的程度，在浮动汇率的条件下，流入就有了盈利的空间，只要市场是开放的，外汇就会流入。首先，美国开始是不同意成立亚开行的，最后达成妥协，美国支持成立亚行，条件是美日平起平坐，但日本还是象征性的多一股。比如，当世界银行对一个国家的贷款达到上限了，不能再贷款了，我们亚投行就补充资金，并由世界银行继续起主导作用，亚投行配合。第二次世界大战快结束的时候，主要国家都在思考，如何防止这样的事情再次发生。

再有一个，是双重标准的问题。我们现在谈保护环境、应对气候变化、可持续发展。

历史的重复不是简单的重复，历史可能以一种新的形式在重复，有的时候甚至都看不出历史在重复。我说，世行担任指挥，不管我钱出多少，就给我一个位置，我拉小提琴也行，吹黑管或双簧管也行，让我们一起演出一个交响乐，我不跟你争。

其实，日本也是受到其他地区成立多边机构的动态的启发，如1959年泛美开发银行成立，1964年非洲开发银行成立。第二次世界大战给美国带来了很多的机会，美国牢牢把握住了这些历史机会。